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的“特色”一面，在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、价值理念、历史智慧及国情风尚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，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……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，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，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。”《习近平用典》就是时代精神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，是总结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典范，对全党具有重要启迪意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胸怀自信，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方法论，学习、传承、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为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注入中华基因、中华智慧，进一步提升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境界新水平。
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传承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“廉洁”“有为”等价值理念
“清正廉洁”、“刚健有为”等，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。比如，为政者要“廉洁”。从西周开始，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吏“廉洁”的考核。《周礼·天官·冢宰》曰：“以听官府之六计，弊群吏之治：一曰廉善、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从考核官吏政绩六条标准来看，条条离不开一个“廉”字，体现了“廉洁”是为官之本和考核之要的基本精神。孟子认为“廉洁”就是不取身外之物、不贪不义之财，在《孟子·离娄下》中有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。”庄子认为“廉洁”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在《庄子·杂篇二》有：“人犯其难，我享其利，非廉也。”
再比如，为政者要“有为”。“有为”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，是摒弃那种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的生活状态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“有为”是对责任的坚守和道义的担当。“在其位，谋其事”，这是为政者的责任和使命。孟子认为，既然身居官职，不能尽心公务，就应该辞职，在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有：“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。”“有为”是顽强奋斗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孟子发出了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的呐喊，激励人们奋发向上、刚健有为、自强不息。“有为”是为政者处世安身、不计个人得失、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。我国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胸怀“浩然正气”和“修齐治平”的志向，以天下为己任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等观念和事迹，都融入了中华民族发奋进取、不屈不挠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
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体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“廉洁”“有为”等价值理念的同时，与时俱进地赋予了新的丰富内涵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干部廉洁方面始终强调，当官要当舞台上端端正正的官，当清官，不要当庸官贪官，被人戳脊梁骨。在“有为”方面提出了“大奉献”观念，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，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，有了这颗心，就会“痛并快乐着”，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、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，就不会患得患失。这才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大奉献。这些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当代转化。
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注入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
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中的“治标”与“治本”、“惩治”与“预防”、“疏导”与“围堵”、“德治”与“法治”等范畴和内涵凝聚了中华民族在医治疾病、治理水患方面的聪明才智，凝聚了中国古代军事家、政治思想家在军事战斗、社会治理中的卓识睿智。
标与本。标本理论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总结、积累的智慧。标是现象，本是原因。中医治病强调辨明标本，“凡病有标本，更有似标之本，似本之标。若不明辨阴阳逆从，指标为本，指本为标……医之罪也”。中医强调“辨证施治”，就是在辨别病位、病因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。有的病，先治其本，本病愈则标病自解。有的标证甚急，可能危及生命，此时当先治其标，待病情缓解后，再治其本。中医所主张的“急则治标”、“缓则治本”等方法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，对治理社会领域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。比如，治标和治本，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、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。治标，严惩各种腐败行为，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抑制下去，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。治本，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，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已经取得的成果，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，坚持零容忍、无禁区、全覆盖，加大惩治腐败力度，以惩促治、由表及里，标本兼治，努力形成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有效机制，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疏与堵。疏堵理论体现了中华民族治水的智慧。鲧治水，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，逢洪筑坝，遇水建堤，采用“堙”的办法，结果九年而水不息。大禹治水，改其父鲧的“堵”为“疏”的治水方法，凿山疏流，通九泽，决九河，将水引入东海，为古代先民解除了洪灾水患。识水性，查水势，堵中有疏，疏中有堵，疏堵结合等治水理念，充满了科学和哲学的思想内涵，积淀为中国人民谋事治国的方略和才智。“锐者避其锋，因势利导；弱者塞其虚，筑堰封固。”因势利导，疏堵兼用，也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。比如，在解决“裸官”问题上，成功地运用了疏与堵的办法。配偶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没有配偶，子女均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，不得在特定岗位任职，不得任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、纪委、法院、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，以及这些机关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。这就是“堵”的办法。对配偶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国家工作人员，组织人事部门应当与其谈话，由其配偶（没有配偶的由其子女）主动放弃外国国籍、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权和长期居留许可，或调整其现岗位。这就是“疏”的办法。疏堵结合、禁准并用、进退有据，使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“裸官”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。
攻与防。攻与防理论体现了古代兵家博弈制胜的智慧。《孙子兵法》说：“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”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攻与防。“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”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指出，“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，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。”红军之所以胜利，就在于从全局上把握“进攻”和“防御”，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，总结和提出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攻中有防，打防结合的策略同样可以运用到反腐败中去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采取积极主动“进攻”的态度，持续不断地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，通过加强纪律审查，开展全覆盖巡视，严惩各类违纪违法行为，在全社会形成了有力震慑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积极推出体制机制改革举措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，务实有效地推进防治腐败工作，收到了打防结合、惩防兼备的效果。
德与法。我国古代主张礼法合治、德主刑辅，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社会治理的智慧。儒家重“德”，主张“为政以德，正己修身”。认为“政”、“刑”的效果有限，只有“德”、“礼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法家重“法”与“刑”。商鞅劝告国君：“不贵义而贵法，任法而治。”儒家重“德”，但并没有抛弃“法”。法家重“法”，但并没有抛弃“德”。中国古代统治者儒法并用，把德治与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，在巩固皇权统治的同时，客观上保障了社会的繁荣安定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，从中国实际出发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，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、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，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，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高。
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传承转化了中国古代廉政措施和制度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积极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，在惩治腐败、作风和纪律建设、巡视等反腐败实践方面，在改革纪检体制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、建立“不敢腐”、“不能腐”、“不想腐”有效机制等方面，传承转化了不少我国古代廉政措施和制度。现择其主要，列举如下。
重典治乱、惩贪肃贿。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贪污、贿赂、失职渎职、结党营私等腐败行为，历来采取不赦态度和严惩措施。秦汉时期将贪污受贿列入《盗律》，规定贪污“十金”即十万钱以上者为重罪，处以死刑。明朝自开国以来至洪武十九年，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，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。明朝统治者用“身死而家灭”的高压使官吏“不敢为非”、“念为廉吏”，赢得了一百多年吏治清明的安定局面。
崇廉尚俭、以上率下。纵观中国古代历史，大凡君主注重节俭、勤政重民，社会就能相对安定，出现经济繁荣、天下大治的局面；如果君主挥霍无度、骄奢淫逸、贪利残暴，就会导致天下大乱。东汉光武帝刘秀“长于民间，颇达情伪，见稼穑艰难，百姓病害，至天下已定，务用安静，解王莽之繁官，还汉世之轻法。身衣大练，色无重彩，耳不听郑卫之音，手不持珠玉之玩，宫房无私爱，左右无偏恩”，这对东汉初年廉洁风气的形成有极大的作用。唐太宗也认识到：“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”古代政治家深刻认识到，官吏自身的廉正是社会得以治理的关键。治民必先治官，治小官必先治高官。
“御史制”、监察百官。让“利异而害不同”的官员监察百官，是符合人性的举措。随着中国政治的成熟，监察权逐步与行政权分离，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，成为“耳目之官”，皇权的一种延伸。秦朝初设监察官，其职权并未与行政相脱离，居副丞相职，受到丞相的统制。魏晋时，御史台脱离少府，成为专门的监督机关，与行政相分离，最高长官御史中丞由皇帝直接领导。唐代御史台系统健全完善，所属台、殿、察三院，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。此后历朝中央监察机关均为独立部门，与行政互不统属，监察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，地位特殊，对中央和各级官吏实施监督和纠察，弹劾国家机关中官吏违反朝廷纲纪法度的行为。
巡视制度。巡视制度，形成于汉代，完备于盛唐，强化于明清，历代相沿，久盛不衰。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，每部设立一名刺史，共十三名刺史。刺史的首要任务是“周行郡国，举刺不法”，自成系统，不受地方干涉，不用本籍，一年一任，不得长年连任。明成祖朱棣确立御史巡按制度，以省划分设立十三道 ，配备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，代天子出巡，“大事奏裁，小事立断”。古代巡视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，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，能够“以小监大”、“以卑督尊”。巡视制度规定也较为完善，如汉代《刺史六条问事》、隋代《刺史巡察六条》、唐代《巡察六条》。包括巡视人员的选拔、任命、任期、巡视时间、职权，巡视机构的组织、归属等。
回避制度。回避制度确立于两汉，成熟于唐宋，完备于明清。古代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裙带关系滋生，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，并保证官员任职期间免受人际关系的干扰，公正地履行职务。官员回避制度主要有几种。一是地区回避，凡为官者不得在本地做官，即回避本籍。二是亲属回避，是指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衙门做官，以避免职务连带关系。三是要宦子弟回避，对高官子弟亲属任官作出规定，如子弟近亲不得于京都郊县任要职。四是诉讼回避，即主审官凡遇有亲属诉讼案件，或主审官与当事人素有仇隙，此案须更换他人去审。违反回避规例，本人应该声明的而没有据实说明，或“故意掩饰，希图规避”等，分别要受到革职、降级和罚俸等处分。